音乐天才瓦格纳是纳粹“精神导师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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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的德国公众以瓦格纳和他的作品为骄傲,然而,这位音乐大师的思想及其对纳粹的影响,也令他的名声蒙上阴影。瓦格纳的遗产,应该被以何种态度对待?

今年5月22日是理查德·瓦格纳200周年诞辰,一座崭新的纪念碑将在其故乡莱比锡亮相。

鉴于瓦格纳的身高只有1.66米,雕塑师本想按照实际尺寸塑像,又担心贬低这位音乐奇才的历史地位。思来想去,他决定在雕像背后留下一片巨大的阴影,这样,人们就可以发挥想象力——阴影象征着他的作品远比本人更伟大,也暗示着某些不光彩的东西。

被今日的大多数德国人忘却或有意回避的是,音乐、战争和屠杀曾在瓦格纳的阴影下走到一起:前者是世间最美丽的瑰宝,后者则是人类犯下的最邪恶的暴行。事实上,瓦格纳不仅是享誉全球的作曲家,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阿道夫·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。

1901年,希特勒在奥地利林茨市第一次听到《罗恩格林》的旋律时,其作者已辞世多年。即便如此,回忆这段经历时,希特勒坦承,时年12岁的自己“被迷得神魂颠倒”。

瓦格纳曾写道,他不想做单纯的艺术家,而是希望建立一个“讲感情、寻求爱而非追求金钱和权力的新社会”。他创作的音乐同样是这种理想的表达。不幸的是,纳粹党以“救世主”面貌崛起于政坛后,从瓦格纳的遗产中发现了某些能够支撑自身政治主张的论据。

要全面了解纳粹思想的根源,就不能不懂瓦格纳。70年前,他的思想曾深得希特勒青睐,被纳粹党尊为种族优劣论的“精神教父”,其音乐亦被奉为“雅利安精神源泉”。

近日,德国《明镜》周刊在专题报道中指出,瓦格纳与纳粹的联系犹如闪电,撕裂了德国人对18、19世纪的美好回忆。康德、黑格尔、歌德、席勒……这个国家曾给世界贡献了那样多的思想者,却在20世纪两度将欧洲拖入火海,令这片大陆沦为野蛮人的乐园。

今天的有识之士由此自问:“难道说,德国辉煌的过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近代的悲剧?难道说,驱动这个民族的玄奥的哲学、高雅的艺术和对集体救赎的渴望,最终导致了整个国家的脱轨?毕竟,追随‘元首’的不仅仅是狂热的百姓,也包括许多卓尔不群的文化精英。”

在那些试图揭开瓦格纳真面目的人群中间,自由记者约阿希姆·科勒的专著《瓦格纳的希特勒》最近广受好评。在这部作品中,科勒称希特勒是“瓦格纳的造物”,“听歌剧《黎恩济》时,这个来自巴伐利亚的小青年第一次意识到,自己也能成为民众领袖或政治家。”

在散文《音乐中的犹太教》中,作曲家祈求“犹太人的倒台”。非但如此,科勒在瓦格纳的歌剧中,也发现了反犹主义的幽灵。在他看来,《齐格弗里德》中的小丑和《帕西法尔》中的孔德里,都是对所谓“劣等犹太人”的明嘲暗讽。这些作品为纳粹提供了宣扬种族理论的弹药,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就说过:“瓦格纳教会了我们何为犹太人。”

另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,20世纪20年代,瓦格纳的儿媳威妮弗蕾德曾邀请希特勒参加拜罗伊特音乐节;后者在监狱中创作《我的奋斗》时,她给他送去墨水、铅笔和橡皮。

希特勒获邀出席音乐节,被后人视为里程碑式的事件。此前,这位年轻的野心家对瓦格纳,包括其“可怕的私生活”了解不多。据史料记载,瓦格纳仪表堂堂,暗地里却“利用女性、欺骗朋友、经常低三下四地借钱摆谱”。科勒的书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:他与属下的妻子科西玛(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的女儿)有过婚外情,科西玛生下了瓦格纳的孩子,却对丈夫撒谎。真相曝光后,瓦格纳不仅毫不收敛,还在光天化日下迎娶了女方。此后,他为躲债而在大西洋上漂流了数周,据传,《漂泊的荷兰人》就是受这段经历启发而写就的。

针对部分人的严词抨击,作曲家的曾孙女耐克试图进行辩解:“尽管他过去表现出了反犹立场……但瓦格纳的问题主要在道德范畴。令人安心的是,如今再也没有谁从‘意识形态’角度去解读瓦格纳的作品了,这也说明,我们必须把作品同作者的品格区别对待。”

如今,耐克是曾祖父留下的一栋别墅的主人。不寻常的是,花园中央耸立着4米高的隔墙。在耐克的记忆中,父亲维兰德建造这堵墙,是因为他不想和祖母威妮弗蕾德碰面——1980年去世前,这名曾和希特勒牵线的老妇一直住在隔壁,和“纳粹老朋友”常有往来。

二战结束后,维兰德从来不登门拜访母亲,指责她是令自己与纳粹纠缠在一处的祸根。但话说回来,维兰德的确曾经是希特勒的宠儿。他18岁生日时,“元首”送给他一台绿色奔驰敞篷车;随后10年间,维兰德加入了纳粹党,并靠出售希特勒的肖像发了一笔小财。

“我父亲用两种方式摆脱不光彩的过去:谴责自己的母亲,从审美角度净化舞台。”和许多德国民众不同,耐克并没有历史健忘症,但一直在为父亲开脱。无独有偶,当被问及对纳粹时代的看法时,瓦格纳的另一位曾孙女卡塔琳娜也把矛头对准了威妮弗蕾德。由此看来,为了洗清家族的污点,瓦格纳的后代心照不宣地认定,这个“外人”应该为那段历史担责。

1986年,政治学家乌度·波姆巴赫观看了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,从此一发而不可收,成为研究瓦格纳的专家。对于“瓦氏的思想遗祸后世”的说法,波姆巴赫觉得它言过其实。相反,在他看来,这位大师的色彩同样显著——1849年5月的德累斯顿市民起义期间,他写传单、运送给养,目睹了普鲁士军队的到来;革命失败后,他逃到瑞士,过起流亡生活。

在苏黎世的日子是瓦格纳毕生中最彷徨也最放荡的一段时光。他整日参加派对、与形形色色的女人沉溺于婚外情,并在致李斯特的信中写道:“我一定疯了,但这是惟一的消遣方法!”直到1858年,他才与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和解,获准返回故土。

据记载,路德维希不计前嫌,为瓦格纳提供了巨额资助,拜罗伊特音乐节就是在这样的官方支持下声名鹊起。有趣的是,瓦格纳此后创作的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,被广泛解读为“反资本主义的代表作”——剧中,日耳曼神话中的最高神沃旦进行“房地产投机”,他让两位巨人给自己建造了一栋宅邸,到头来却发现,房价远远超出了自身的承受力。

在瓦格纳看来,通过艺术化的夸张手法引起共鸣,是建立“理想社会”的关键。所以,他的作品和言论往往兼有左右两派的成分。谁也料不到,纳粹党抓住了其中包含种族主义因素的部分,将瓦格纳定性为“自己人”,随即对其敬而远之。波姆巴赫认为,这是“犯下的重大历史错误”,非我即敌的思维,“把瓦格纳推向了。”而事实上,“如果能够宽容一点,他兴许不会完全被纳粹利用,如今也就不会受到如此多的非议了。”

学术界就瓦格纳历史作用的争论持续升温,不过,德国公众对这位乐坛巨匠的追捧并无动摇迹象。当下,拜罗伊特音乐节仍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社交活动之一。2012年7月25日,重新编排的《漂泊的荷兰人》在音乐节上演,以总理默克尔为首的各党派政要挤满了贵宾席;不仅如此,来自世界各地的瓦格纳爱好者们,也纷纷赶到活动现场一饱眼福。

演出间隙,乔纳森·利夫内喜欢“窃听”其他观众的悄悄话,每当听到希伯来语都会很高兴。利夫内的父亲是德裔犹太人,20世纪30年代移民巴勒斯坦,不料竟成为家族中惟一逃过纳粹种族灭绝的成员。因此,利夫内全家经常念叨一句话:“上帝死在了奥斯威辛。”

每当听到有同胞称瓦格纳为“大屠杀之父”,利夫内都会尽量淡然处之。“他的确是可怕之人,但也谱写了天堂般的音乐。”此前两年,利夫内创办了以色列瓦格纳协会,想“打破仇恨德国人的最后坚冰”。“这就像大众汽车,即便是希特勒的发明,如今的它已成为最受以色列公众欢迎的汽车品牌之一,”他做了个类比。作为代价,他时不时就会接到恐吓电话,“他们越威胁我,我越希望在那儿(以色列)举办音乐会,音乐本身与‘反犹’是无关的。”

实际上,即便是约阿希姆·科勒这种对瓦格纳多有质疑的人,也认为后者只需对纳粹的暴行负部分责任。“当时,反犹思想是被普遍接受的。何况,瓦格纳生前的不少朋友有犹太血统。”科勒指出,瓦格纳最迷人的特质是“把先知和小丑集于一身”。“他往往先做一件事,之后反其道而行之,就像一介充满激情的素食主义者,却每天离不开牛排。”

《瓦格纳的希特勒》一书也收录了作曲家的逸闻趣事:他有穿女装的嗜好;他订购巴黎时尚杂志,偷偷穿自己设计的丝绸睡裙;他经常做鬼脸、开玩笑,甚至翻跟头和倒立……作为艺术家,他不愿意把戏剧和现实分得太清,似乎要告诉公众:“别总是跟我较真儿。”

科勒承认,他自己也对瓦格纳缺乏抵抗力。“宏大的气势,在他的举止、作品和对新社会的企盼中显而易见,令无数人臣服,这种对伟大的向往是德意志民族的典型特质,至少到希特勒时代一直存在。”所以,“从这种意义上讲,要懂得瓦格纳,只倾听他的音乐是不够的,揭开被尘封多年的、1933~1945年的那段历史不仅有可能,而且有必要。”

今日的德国公众以瓦格纳和他的作品为骄傲,然而,这位音乐大师的思想及其对纳粹的影响,也令他的名声蒙上阴影。瓦格纳的遗产,应该被以何种态度对待?

今年5月22日是理查德·瓦格纳200周年诞辰,一座崭新的纪念碑将在其故乡莱比锡亮相。

鉴于瓦格纳的身高只有1.66米,雕塑师本想按照实际尺寸塑像,又担心贬低这位音乐奇才的历史地位。思来想去,他决定在雕像背后留下一片巨大的阴影,这样,人们就可以发挥想象力——阴影象征着他的作品远比本人更伟大,也暗示着某些不光彩的东西。

被今日的大多数德国人忘却或有意回避的是,音乐、战争和屠杀曾在瓦格纳的阴影下走到一起:前者是世间最美丽的瑰宝,后者则是人类犯下的最邪恶的暴行。事实上,瓦格纳不仅是享誉全球的作曲家,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阿道夫·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。

1901年,希特勒在奥地利林茨市第一次听到《罗恩格林》的旋律时,其作者已辞世多年。即便如此,回忆这段经历时,希特勒坦承,纳粹瓦格纳时年12岁的自己“被迷得神魂颠倒”。

瓦格纳曾写道,他不想做单纯的艺术家,而是希望建立一个“讲感情、寻求爱而非追求金钱和权力的新社会”。他创作的音乐同样是这种理想的表达。不幸的是,纳粹党以“救世主”面貌崛起于政坛后,从瓦格纳的遗产中发现了某些能够支撑自身政治主张的论据。

要全面了解纳粹思想的根源,就不能不懂瓦格纳。70年前,他的思想曾深得希特勒青睐,被纳粹党尊为种族优劣论的“精神教父”,其音乐亦被奉为“雅利安精神源泉”。

近日,德国《明镜》周刊在专题报道中指出,瓦格纳与纳粹的联系犹如闪电,撕裂了德国人对18、19世纪的美好回忆。康德、黑格尔、歌德、席勒……这个国家曾给世界贡献了那样多的思想者,却在20世纪两度将欧洲拖入火海,令这片大陆沦为野蛮人的乐园。

今天的有识之士由此自问:“难道说,德国辉煌的过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近代的悲剧?难道说,驱动这个民族的玄奥的哲学、高雅的艺术和对集体救赎的渴望,最终导致了整个国家的脱轨?毕竟,追随‘元首’的不仅仅是狂热的百姓,也包括许多卓尔不群的文化精英。”

在那些试图揭开瓦格纳真面目的人群中间,自由记者约阿希姆·科勒的专著《瓦格纳的希特勒》最近广受好评。在这部作品中,科勒称希特勒是“瓦格纳的造物”,“听歌剧《黎恩济》时,这个来自巴伐利亚的小青年第一次意识到,自己也能成为民众领袖或政治家。”

在散文《音乐中的犹太教》中,作曲家祈求“犹太人的倒台”。非但如此,科勒在瓦格纳的歌剧中,也发现了反犹主义的幽灵。在他看来,《齐格弗里德》中的小丑和《帕西法尔》中的孔德里,都是对所谓“劣等犹太人”的明嘲暗讽。这些作品为纳粹提供了宣扬种族理论的弹药,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就说过:“瓦格纳教会了我们何为犹太人。”

另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,20世纪20年代,瓦格纳的儿媳威妮弗蕾德曾邀请希特勒参加拜罗伊特音乐节;后者在监狱中创作《我的奋斗》时,她给他送去墨水、铅笔和橡皮。

希特勒获邀出席音乐节,被后人视为里程碑式的事件。此前,这位年轻的野心家对瓦格纳,包括其“可怕的私生活”了解不多。据史料记载,瓦格纳仪表堂堂,暗地里却“利用女性、欺骗朋友、经常低三下四地借钱摆谱”。科勒的书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:他与属下的妻子科西玛(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的女儿)有过婚外情,科西玛生下了瓦格纳的孩子,却对丈夫撒谎。真相曝光后,瓦格纳不仅毫不收敛,还在光天化日下迎娶了女方。此后,他为躲债而在大西洋上漂流了数周,据传,《漂泊的荷兰人》就是受这段经历启发而写就的。

针对部分人的严词抨击,作曲家的曾孙女耐克试图进行辩解:“尽管他过去表现出了反犹立场……但瓦格纳的问题主要在道德范畴。令人安心的是,如今再也没有谁从‘意识形态’角度去解读瓦格纳的作品了,这也说明,我们必须把作品同作者的品格区别对待。”

如今,耐克是曾祖父留下的一栋别墅的主人。不寻常的是,花园中央耸立着4米高的隔墙。在耐克的记忆中,父亲维兰德建造这堵墙,是因为他不想和祖母威妮弗蕾德碰面——1980年去世前,这名曾和希特勒牵线的老妇一直住在隔壁,和“纳粹老朋友”常有往来。

二战结束后,维兰德从来不登门拜访母亲,指责她是令自己与纳粹纠缠在一处的祸根。但话说回来,维兰德的确曾经是希特勒的宠儿。他18岁生日时,“元首”送给他一台绿色奔驰敞篷车;随后10年间,维兰德加入了纳粹党,并靠出售希特勒的肖像发了一笔小财。

“我父亲用两种方式摆脱不光彩的过去:谴责自己的母亲,从审美角度净化舞台。”和许多德国民众不同,耐克并没有历史健忘症,但一直在为父亲开脱。无独有偶,当被问及对纳粹时代的看法时,瓦格纳的另一位曾孙女卡塔琳娜也把矛头对准了威妮弗蕾德。由此看来,为了洗清家族的污点,瓦格纳的后代心照不宣地认定,这个“外人”应该为那段历史担责。

1986年,政治学家乌度·波姆巴赫观看了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,从此一发而不可收,成为研究瓦格纳的专家。对于“瓦氏的思想遗祸后世”的说法,波姆巴赫觉得它言过其实。相反,在他看来,这位大师的色彩同样显著——1849年5月的德累斯顿市民起义期间,他写传单、运送给养,目睹了普鲁士军队的到来;革命失败后,他逃到瑞士,过起流亡生活。

在苏黎世的日子是瓦格纳毕生中最彷徨也最放荡的一段时光。他整日参加派对、与形形色色的女人沉溺于婚外情,并在致李斯特的信中写道:“我一定疯了,但这是惟一的消遣方法!”直到1858年,他才与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和解,获准返回故土。

据记载,路德维希不计前嫌,为瓦格纳提供了巨额资助,拜罗伊特音乐节就是在这样的官方支持下声名鹊起。有趣的是,瓦格纳此后创作的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,被广泛解读为“反资本主义的代表作”——剧中,日耳曼神话中的最高神沃旦进行“房地产投机”,他让两位巨人给自己建造了一栋宅邸,到头来却发现,房价远远超出了自身的承受力。

在瓦格纳看来,通过艺术化的夸张手法引起共鸣,是建立“理想社会”的关键。所以,他的作品和言论往往兼有左右两派的成分。谁也料不到,纳粹党抓住了其中包含种族主义因素的部分,将瓦格纳定性为“自己人”,随即对其敬而远之。波姆巴赫认为,这是“犯下的重大历史错误”,非我即敌的思维,“把瓦格纳推向了。”而事实上,“如果能够宽容一点,他兴许不会完全被纳粹利用,如今也就不会受到如此多的非议了。”

学术界就瓦格纳历史作用的争论持续升温,不过,德国公众对这位乐坛巨匠的追捧并无动摇迹象。当下,拜罗伊特音乐节仍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社交活动之一。2012年7月25日,重新编排的《漂泊的荷兰人》在音乐节上演,以总理默克尔为首的各党派政要挤满了贵宾席;不仅如此,来自世界各地的瓦格纳爱好者们,也纷纷赶到活动现场一饱眼福。

演出间隙,乔纳森·利夫内喜欢“窃听”其他观众的悄悄话,每当听到希伯来语都会很高兴。利夫内的父亲是德裔犹太人,20世纪30年代移民巴勒斯坦,不料竟成为家族中惟一逃过纳粹种族灭绝的成员。因此,利夫内全家经常念叨一句话:“上帝死在了奥斯威辛。”

每当听到有同胞称瓦格纳为“大屠杀之父”,利夫内都会尽量淡然处之。“他的确是可怕之人,但也谱写了天堂般的音乐。”此前两年,利夫内创办了以色列瓦格纳协会,想“打破仇恨德国人的最后坚冰”。“这就像大众汽车,即便是希特勒的发明,如今的它已成为最受以色列公众欢迎的汽车品牌之一,”他做了个类比。作为代价,他时不时就会接到恐吓电话,“他们越威胁我,我越希望在那儿(以色列)举办音乐会,音乐本身与‘反犹’是无关的。”

实际上,即便是约阿希姆·科勒这种对瓦格纳多有质疑的人,也认为后者只需对纳粹的暴行负部分责任。“当时,反犹思想是被普遍接受的。何况,瓦格纳生前的不少朋友有犹太血统。”科勒指出,瓦格纳最迷人的特质是“把先知和小丑集于一身”。“他往往先做一件事,之后反其道而行之,就像一介充满激情的素食主义者,却每天离不开牛排。”

《瓦格纳的希特勒》一书也收录了作曲家的逸闻趣事:他有穿女装的嗜好;他订购巴黎时尚杂志,偷偷穿自己设计的丝绸睡裙;他经常做鬼脸、开玩笑,甚至翻跟头和倒立……作为艺术家,他不愿意把戏剧和现实分得太清,似乎要告诉公众:“别总是跟我较真儿。”

科勒承认,他自己也对瓦格纳缺乏抵抗力。“宏大的气势,在他的举止、作品和对新社会的企盼中显而易见,令无数人臣服,这种对伟大的向往是德意志民族的典型特质,至少到希特勒时代一直存在。”所以,“从这种意义上讲,要懂得瓦格纳,只倾听他的音乐是不够的,揭开被尘封多年的、1933~1945年的那段历史不仅有可能,而且有必要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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